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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囧途的民国春运:鲁迅自北京回绍兴乘4次火车

发布日期:2016/2/29 1:25:47 浏览:106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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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代的火车站

编者按: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结束,在这规模巨大的周期性人流迁移中,飞机、火车、汽车,轻而易举地缩短了人们的旅程。而在交通网络还不甚发达的民国时期,冰心、鲁迅、沈从文等名士以及普通百姓的春运旅程是怎样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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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7年的火车票

冰心的春运旅程

1929年12月18日,冰心离开北京,回上海法租界过年。

查万年历,那天是农历十一月十八,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,冰心干吗这么早就急着回家呢?

原因有三:

第一,民国政府废除旧历,推行新历,很多传统节日都被取消了,政府号召大家使用新历,告别旧历,把春节假期挪到元旦,过年时基本上不再放假,即使放假,最多只给两天假期。所以冰心要想跟父母团聚的话,只能赶在元旦前回去。

第二,跟现在相比,民国交通非常落后,现在短短几个小时的车程,那时候往往需要花上几天,甚至几个星期都有可能。

第三,冰心接到了父亲的电报,得知母亲病重,她急于回家探望母亲。当然了,这条原因才是真正关键的原因——爹娘病重,儿女当然要回去,请假也要回去,如果非要等到过年,那还是人吗?

闲言少叙,我们且看冰心究竟是怎么回去的。

要搁到现在,从北京回上海就跟玩儿似的:可以开车,可以坐车,可以坐飞机,可以乘高铁,无论用哪种方式,路上都不至于耽搁很长时间吧?可是民国时代就难多喽!首先冰心没有买车,不可能自驾;其次两地之间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——长江之上还没建大桥,汽车无法飞越天堑;想打飞的也不行哦,中国航空要到1935年才开始开通客运业务。这也不行,那也不行,冰心能选择的比较靠谱的交通工具就剩火车了。

那时候,从北京到上海是有火车的,不过要分段乘坐:先从北京前门搭乘平津列车到天津,再换乘津浦列车到浦口,然后坐船过江,到对岸的南京火车站换乘京沪列车到上海。按照平日的正常速度,这一路上要花两天两夜——不仅仅是因为车速慢,主要是中途需要多次换车。

两天两夜确实很慢,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心目中,这个速度已经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最快纪录了。1922年6月,北大教授吴虞从北京去汉口,在火车上过了两天零一夜,他下车时居然感叹道:“两千四百六十里,此时即到,可谓神速矣!”可见他们是很容易满足的。

出发前一个星期,冰心就托朋友打探平津列车、津浦列车和京沪列车的时刻表,以便精确规划出行时间。打探的结果是:“津浦线被军方临时征用,此路不通!”怎么办?难道让我们伟大的冰心老师骑着马回上海吗?那得走到什么时候?

天无绝人之路,火车虽然不通了,却可以坐船,所以冰心又赶紧托朋友订了一张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。

1929年12月18日晚上七点,冰心坐火车赶到天津。她在天津国民饭店休息了一夜,跟梁启超的女儿见了一面,第二天下午坐人力车去码头,顺利登上一艘直达上海的轮船。她老公吴文藻前来送行,见甲板上挤满了回家过年的学生、民工和小商贩,舱门外笑骂声、争吵声和叫卖声响成一片,不由得心疼地说:“爱,我恨不能跟了你去,这种地方岂是你受得了的!”冰心握住老公的手说:“不妨事,我原也是人类中之一。”意思是你别担心我,我虽然出身富贵、生活优裕(冰心的父亲是海军部副部长),但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林黛玉,其他乘客都能受得了,我凭什么受不了呢?

其实,冰心的老公未免过于矫情。要知道,冰心有钱,在船上订的是官舱,类似现在飞机上的头等舱、火车上的小包厢,放在那个时代,绝对属于普通老百姓做梦都不敢奢望的高级享受。老百姓图省钱,只能订统舱,几百个人挤到一起,孩子哭闹,大人吵架,油烟味儿和脚臭味儿铺天盖地,身旁不时传来呕吐和呻吟的声音,那才叫折磨呢!

不过冰心在官舱里也舒服不到哪儿去——船太慢了。她在19日下午两点半上船,等到夜里十点才开船,然后在22日晚上六点才抵达上海。冰心晕船了,对茶房送来的饭菜毫无胃口,用她自己的话说,在这段旅程中,“我已置身心于度外,不饮不食,只求能睡”。为什么只想睡觉?晕船呗,不舒服呗。我有一个朋友,也是女作家,她说她坐高铁不耽误写稿子。如果把她放到民国,放到冰心乘坐的那艘船上,我相信她未必能写出一个字来,因为受时代和科技的限制,民国的轮船不可能比得上现在的高铁,它不可能像高铁那样舒适安静、方便快捷。

我们刚才说过,冰心是12月18日从北京出发的,结果在12月22日夜里才到上海,她在路上花了四天。如果津浦铁路没有被军方征用,如果她乘坐火车回家过年,是不是可以快一些呢?还真不一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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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乡民挤火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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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4年的客运轮船票

鲁迅的春运旅程

我们看看鲁迅在1919年回家过年的历程就知道了。

1919年公历年底,鲁迅在北京买下第一座四合院以后,回绍兴老家迎接母亲。

鲁迅在凌晨启程,雇人力车去北京前门车站,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,当天下午抵达天津。

在天津换乘津浦列车,一天零一夜以后抵达浦口。

在浦口雇人力车来到码头,坐上轮渡,渡过长江,又雇人力车去南京火车站。

在南京火车站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,一天以后抵达上海。

在上海找了家旅馆,睡了一夜,第二天凌晨雇人力车去车站,挤上去杭州的火车,中午抵达杭州。

在杭州找了家旅馆,一边休息,一边打电话订船票,又经过一天零一夜,终于把船票拿到手,然后又在旅馆等船。

一天以后,轮船开行的时间到了,鲁迅雇人力车去钱塘江码头,坐上了去绍兴的轮船,又过了整整一天,船只抵达绍兴。

鲁迅下船,雇轿,坐着轿回到绍兴老家。

这一路上,鲁迅不停地更换交通工具,先坐车,再坐船,再坐车,再坐船,光火车就乘了四次,全程花了将近一个星期!

从前看《鲁迅日记》,发现鲁迅自从1912年去北京工作以后,一直到1926年辞掉铁饭碗,当中只回过两次绍兴,很奇怪他为什么回去得如此稀少。后来我明白了:一是因为春节时很少放假(1918年以前,鲁迅供职的教育部从不在春节期间放假,后来才象征性地放假两天),二是因为回一趟家太累,太耗时。鲁迅从轮船上下来,为什么最后一段路程非要坐轿?就是因为一路上的颠簸使他受够了洋罪,需要坐坐轿子犒劳自己一下。当然,这里面恐也有“衣锦还乡”的意思,想向乡亲们证明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错。

不回家过年的民国人

更多的民国人则没有证明的机会。20世纪30年代,在北京教书的沈从文夫妇从不回老家过年。沈从文在给大哥写的信中说:“苦难处并不是别的,只是无那么一笔钱罢了,只怕路上用钱多,超过了我们的预算,回不来可不好!”

再往前追溯,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定居的郁达夫也从不回家过年,原因无他,就是因为旅途艰辛和路费太贵。曾有一年夏天,郁达夫一咬牙,从北京回了富阳老家,走到杭州就把路费用完了,不得不步行出城。

还有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北大教授吴虞,他在北京住了五年,每年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,而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则远在成都老家。为什么他不回去跟家人团聚?因为回去一趟实在太难了,需要先坐火车到汉口,再从汉口坐轮船到宜昌,再从宜昌换小轮船到重庆,再从重庆雇船到嘉定,再从嘉定步行回成都。1922年夏天,吴虞鼓起勇气回了一趟老家,6月8日从北京出发,到7月3日才抵达成都,全程居然花了25天!这25天连船费带车费再加上饭钱和住旅馆的费用,总共用去两百块大洋!

两百块大洋是多少钱?郁达夫的小说名篇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提到过,一个在上海卷烟厂上班的女工,全年不休息,每天工作十个小时,刨除伙食费,一个月只能挣到五块大洋,如果她想攒够从北京去成都的单程路费,得努力三年半。

2015年6月份,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民国小人物的日记,日记作者名叫颜滨,是在上海某五金店当职员的宁波青年。宁波离上海很近,每天都有小轮船往返于两地之间,但颜滨从来不回老家过年。第一,他的亲戚大多在上海谋生,过年时可以跟亲戚团聚;第二,他的父母已经亡故,老家只有继母和胞妹,他没有多少牵挂之情;第三,过年时船票会涨价,他不愿意花这份冤枉钱。身为小职员,他工资微薄,生活节俭,平日里为了省钱,能坐电车就不坐黄包车,有时连电车都不舍得坐,步行去亲戚家吃饭。

1923年2月23日,农历春节期间,《上海民国日报》刊发一篇《新年的烦恼》,作者是一位在上海谋生的绍兴青年,他说自己从来不回绍兴过年,只在年底往老家寄几块银元。原因无他,路费太贵,不如把钱省下来寄给父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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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沪宁列车的头等车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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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

针对农民工的春运救济

不过广大农民工并不愿意留在城里过年,因为很多人从事的是季节性工作,冬天如果太冷,工地会停工,工厂会停工,工钱自然也会停发,这时候如果还留在城市,只能坐吃山空,还不如揣着攒了一年的血汗钱返乡与妻儿团聚,待到来年开春再回城上工。

无论是否春运,民国时代的头等车和二等车都不会拥挤,因为太贵;只有三等车和四等车抢不到票,因为便宜。个别时候还会加挂敞篷车厢,没有车顶,非常便宜,专为民工和难民享用。为了解决农民工的春运问题,民国铁路部门确确实实做了一些努力。

1933年夏天,北宁铁路局制定《中华国有铁路北宁、沈海、吉海各路联络运送移民之办法》,这里择要抄录如下:

每年自11月15日起至翌年1月15日止,由吉海线之烟筒山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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